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城市化的現實需要和規劃意識、理念、政策、技術等方面的匱乏，使“規劃缺乏”和“亂規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影響中國城市發展的主要矛盾。

新世紀以來，在積累了足夠多的經驗教訓并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中國城市的規劃意識不斷得到強化。但受城市綜合素質和發展水平的局限，特別是在實際操作中，以“換得太快、操之過急”、“換一屆政府換一張規劃圖”以及各種“雷人”規劃的頻繁出臺為代表，中國城市正迅速地由“規劃不足”走向“規劃過度”的另一個極端。

與以往“無規劃”或“缺乏規劃”的“絕對貧困”不同，當下的“規劃過度”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富裕的貧困”。由于理念太雜、數量太多和相互因襲，表面上十分繁榮和數量龐大的規劃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以“產業同質競爭、項目重復建設、空間批量生產”為主要特征的“城市粗放發展模式”，相反卻使中國城市陷入“恰似暴富兒，頗為用錢苦”的尷尬和困境中。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媒介異化”。

規劃本應是“因地制宜”和“適度超前”的統一，這需要認真研究城市發展的現有基礎和資源條件，依據世界和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規律制定相關目標。但在“媒介社會”背景下，原本作為“指導城市科學發展綱領”的規劃淪為“吸引眼球”的“城市形象炒作”或“信息社會背景下的直觀政績形態”。這是各種“雷人”規劃層出不窮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想要摒棄這種“媒介異化”，就需要正視并處理好目的和手段的關系，走出“面子”工程的誤區。不要一味地盲目打造主題公園、文化產業園區、市民廣場、商業一條街、城市標志性建筑等，要為城市盡可能地保留文化個性。而令人擔憂的是，2010年以來，城市規劃的內容因襲已由單體城市蔓延到城市群中，這一趨勢必須引起業界和社會的關注與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