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南京舉行的中國當代建筑設計發展戰略高層論壇上，程泰寧、崔愷等多位院士痛批建筑界求快、求洋、求怪亂象。

    求快：一周出三四個方案，抄襲嚴重符號化泛濫

    號稱全球第一高度的長沙“天空之城”建設者曾放出豪言：4個月就可完成地上202層838米的建設。

    建設尚且如此求快，留給規劃設計的周期更短。“一個星期出三、四個大型公建方案，八天出一個二、三十萬平方米小區住宅的施工圖，八個月設計并建成一個兩三萬平方米的展覽館……這已是建筑界的慣例，這難道正常嗎？”程泰寧院士痛陳，許多項目都是一邊選址、一邊準備基礎資料、一邊邀請規劃設計單位進行投標、一邊進行項目報批。

    過分追求建設速度，往往與急功近利的政績觀脫不了干系。據了解，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一些建筑師疲于應付設計任務，導致建筑設計理念缺失，出現了一些基于形式和風格拷貝的“快餐式”建筑。

    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孫一民說：“不夸張地講，現在很多建筑師就是畫圖機器，甚至很多大的設計院自己對專業的設計度、完成度都不掌控，追求速度。”

    一位建筑師告訴記者，在歐洲，一個建筑有很充裕的設計周期，可能是兩三年甚至是四年。但在我國，建筑的設計周期、建設周期都非常短，往往設計周期也就半年到一年，因此建筑師的設計壓力非常大。往往是找幾個明星建筑師撐撐門面，其余的大小設計院都在趕進度出活賺錢。

    如此快速的方案出爐有何貓膩？靠抄。何鏡堂院士指出，“一是抄襲嚴重。看到國外哪個建筑作品好看或者有特色，就抄襲人家。二是符號化。現在要求建筑有民族特色，就生搬硬套傳統文化中的符號。”

    越來越多的“方盒子”“平頂”高層建筑在“求快”的指揮棒下誕生。瑞士著名建筑師馬里奧博塔說，應當反思，建設速度越快、遺忘速度越快，中國的建筑界如果想要抵御全球化，必須找到歷史和抗體，讓曾經的歷史成為今天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任由建筑加快了我們記憶的消失。

    求洋：連縣城都舉辦“國際招標”招攬國外建筑師

    歷數中國二十年來所有的地標建筑，會發現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國人設計的。

    2013年，東南大學等機構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對北、上、廣的城市核心區約一平方公里的區域進行圖片搜索發現，上海區域內的26幢建筑，除3幢為香港建筑師設計外，其他均西方建筑師設計；廣州區域內12幢建筑中的3幢為國內設計，其他也均由西方建筑師設計；北京區域內的8幢建筑則全部由西方建筑師設計。

    記者了解到，由西方建筑師主導的設計之風，由大城市蔓延開來，就連縣城都舉辦“國際招標”招攬國外建筑師。隨著大批國外建筑師的引入，西方建筑的價值觀和文化理念也滲入各個角落。

    程泰寧院士說，2002年，他曾經受委托擔任一項超高層建筑的設計師，開發商明確要求必須跟外國建筑師合作，現場方案介紹必須交給外國人來說。如今這種現象更為嚴重，請一個外國建筑師來站臺，這種盲目崇洋的現象十分突出。

    中國建筑學會理事長、前建設部副部長宋春華說，每個城市都能找到若干“白宮”、“凱旋門”、“羅馬柱廊”和“意大利花園”，這是一個不可理解的荒謬景致。

    求怪：7個方案里4個都是扭曲的面和線

    “手機樓”“河豚塔”“銅錢樓”，各地陸續出現的一些異形建筑引發了公眾集體“吐槽”，不少普通民眾疑惑，異形建筑為何異軍突起？

    “要么最高，要么最怪。”宋春華說，“當前一些城市對于地標的崇拜已經異化，公眾建筑失去了中國氣質，極盡張揚，演建筑雜技、跳建筑街舞。前一段流行拉斯維加斯賭城風、迪斯尼卡通風，現在盛行迪拜高層風，扎哈非線性風。一個中部城市的文化中心都是變形非線性的建筑，整個地塊亂作一團。”

    不做超高層，城市就矮人一頭，沒有非線性，城市就沒有個性。記者調查了解到，這種風氣目前在許多城市盛行。一位設計專家舉例說，不久前在珠海的一個美術館評標會上，7個方案里4個都是扭曲的面和線。某些東部城市放言要做“東方迪拜”。

    “公眾當然要質疑，一城九鎮、山寨建筑、方圓大廈以及那些貪大、求洋、超高標準的建筑怎么會出爐？但這些全記在建筑師賬上肯定是不公平的。”程泰寧院士說，所有這些的最初“創意”和最后的決策往往都出自各級領導。多數建筑師為了做成項目，琢磨領導和開發商的喜好，看領導的臉色做設計，因為最后是領導說了算。

    崔愷院士認為，當前的中國城市建筑必須反思，回歸建筑的基點，以人為本地解決人居環境的現實問題。“必須加快后評估機制的建設，這能對行業非理性風氣有所制約，否則錯誤就會不斷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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