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出生于江蘇南京。

“文革”期間，曾做過8年工人。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茅家琦，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大學畢業(yè)后，在南京大學工作。

1995—1996年，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做訪問學者。

2004年2-7月，在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

2006年1-6月，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客座教授。

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代史、民國史、中國左翼文化史、以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中共黨史領域尤深。

本科：20世紀中國政治與左翼文化運動 、馬列史學名著導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碩士：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

博士：當代中國史專題研究 、當代中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當代中國史史料評介。 ^[2]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

高華著作(5張)

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3] 

《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4] 

《歷史學的境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5-6] 

另有《論孫科革新國民黨的努力及其失敗》、《關于國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問題》、《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在歷史的“風陵渡”口》《多變的孫科》 ^[7]  等。

同盟會的“暗殺時代”，《文史精華》2010年4期；

王銘章殉國與川軍抗戰(zhàn)，《文史精華》2009年8期；

激進主義的再思考：從臺灣談起，《同舟共進》2009年5期；

孫中山在兩岸的“境遇”，《同舟共進》2009年4期；

抗戰(zhàn)軍人之魂——張自忠，《文史精華》2009年4期；

從丁玲的命運看革命文藝生態(tài)中的文化、權力與政治，《炎黃春秋》2008年4期；

臺北所藏大陸20世紀50—60年代資料過眼錄，《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2期；

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炎黃春秋》2006年10期；

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8期；

行走在歷史的河流（代自序），《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5期；

如何認識毛澤東時代，《文藝研究》2005年9期；

當代史研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4期；

略論胡繩晚年的思想變化，《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10期；

鄭觀應對中國政治現(xiàn)代化的建言，《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3期；

在歷史中求真實，《世紀》2004年2期；

從《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發(fā)動，《炎黃春秋》2004年1期；

主持人語：橫看成嶺側(cè)成峰：發(fā)現(xiàn)當代史的多重面相；敘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以50年代歷史研究為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3期；

1960年“持續(xù)躍進”中的江蘇省城市人民公社運動，《浙江學刊》2002年5期；

論孫科在制定《五五憲草》過程中的思想變化，《江海學刊》2000年4期；

試論延安教育的價值和意義，《江蘇社會科學》1999年6期；

從“再造”國民黨到“以黨治國”：論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孫科的政治主張，《民國檔案》1998年3期；

孫科與國民政府的對蘇外交（1932—1945），《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2期；

近代中國社會轉(zhuǎn)型的歷史教訓，《戰(zhàn)略與管理》1995年4期；

論大革命時期的孫科，《江蘇社會科學》1991年5期；

力行社的成立時間及組織層構(gòu)考釋，《民國檔案》1991年4期；

唐君毅學術生平略論，《東南文化》1991年Z1期；

民族認同的錯位：“臺獨”謬論剖析，《江蘇社會科學》1990年4期（合作者：薛翔）；

論六十年代初臺灣中西文化論戰(zhàn)中的李敖，《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1期；

折中主義文化現(xiàn)象的兩重性——以梅光迪為例，《東南文化》1988年2期。

南京大學教授董健：高華之死，令我悲痛，這悲痛壓在內(nèi)心深處，如鉛似冰，既沉且冷。其實，近幾年來，我年老“心硬”，加之患目疾難以讀書，人已似死去一半，對“生”之留戀已大為淡漠，對“死”之悲感也已麻木，故對親朋之死，多淡然處之。但此次高華被萬惡的病魔奪去了生命，我卻難以抑制一種巨大的悲痛，因為我們太需要他了——單就正在蛻變成官場和商場的中國大學來說吧，多么需要像高華那樣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學者來為失魂的大學招魂啊！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追悼高華先生：“高華是我見過的最認真，最嚴

高華教授(2張)

謹，見識非凡的史學家，是我的良師益友。英年早逝，痛哉惜哉！高華走了，一個有良知的中國學者，一個自甘貧賤的堅持學術操守的學者離開了我們。高華的成就，怎么評價都不過分。但他的為人，更令人欽敬。跟他交往，感覺他有一肚子的東西要寫，一肚子的東西可寫。他是一個難得的好老師，在重病期間，在病床上，還在修改學生的論文，每個聽過他課的人，都會終身難忘。高華很窮，其實富有天下”。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這是歲末聽到的最悲哀消息。高華兄是對中共政治有最深邃洞察的當代學者，每一次聽他談中共歷史，都是知性上的享受。他得病之后的堅強、樂觀，讓所有的人都深受感染。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思考和勉力寫作，沒有什么人比他更對得起歷史學家和思想者的榮譽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楊天石：“記得他當時文章寫得洋洋灑灑，很有氣派，發(fā)言也顯得‘高談闊論’，讓我印象深刻。”

清華大學副教授劉瑜：“高華老師是中共黨史以及蘇聯(lián)黨史的‘活字典’，他的去世太可惜了。”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楊奎松：高華“是毛澤東研究的排頭兵”。“高華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學界研究黨史的佼佼者。在近現(xiàn)代史研究領域，還有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兩方面，高華都領風氣之先。高華的研究有很強的個性，也有很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高華的研究表現(xiàn)了一個學者的誠實、正直和獨立思考”。

香港衛(wèi)視執(zhí)行臺長楊錦麟：“我與高華有數(shù)面之緣，我曾經(jīng)專程到南京他家中采訪過高華，很有自己堅持的一位學者，為做學問折損了自己的生命。高華不齒與諂媚逢迎者為伍的風骨令人尊敬”。

高華教授的人生剪影(6張)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生：“2003年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我們相處了大約一個月。高華先生是一個非常純粹的學者，高華在生活中是一個謙謙君子，不像他在學術著作和文章中那樣鋒芒畢露。那次見面之后，我們一直有電話和郵件往來。高華突然去世，我一時難以接受。按照茅海建的說法，搞歷史研究，四十歲才起步，五六十歲是黃金時期，七八十歲還能繼續(xù)做，因為歷史學和計算機不一樣，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年紀越大，對歷史的感悟越透徹，越深沉。如果高華先生活到八九十歲，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高華的著作，已經(jīng)經(jīng)受了時間的考驗，成為了經(jīng)典。每一年都會有各種好書的評選，有些年度好書，可能是和當年的一些歷史事件和現(xiàn)實關懷有關。但是，能夠沉淀下來的不是很多，高華先生的著作，就經(jīng)受住了考驗”。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真的是令人十分難過！僅57歲，比我還年輕啊。我與高華先生僅一面之緣，高華來我校，我們一起吃過一次飯。高華已患病，話不多，但還是很有精神，對今后的研究抱有信心。我對高華的現(xiàn)代史研究、黨史研究是很佩服的。如天假以年，哪怕只給他十年時間，又該有多少精辟的論著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