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26日，梅自強出生于江蘇省常州市，父親梅國芳在本地一個中學當體育主任，全力支持子女讀書 ^[3]  。

梅自強 早年(5張)

1947年9月，進入南通學院紡織工程系學習 ^[4]  ，在上海解放前夕參加了南通學院的地下黨外圍組織“通院團契”。1949年11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積極參加學生會工作。

1951年6月，從南通學院畢業后，擔任“1951年華東區大專院校畢業生赴東北工作總隊”副總隊長，率隊奔赴東北，在東北紡織管理局工作，擔任生產處技術員。

1952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被選送到北京俄文專修學校留蘇預備部學習。

1953年6月，進入天津大學紡織系進修（-1954年4月）。

1954年9月，前往前蘇聯莫斯科紡織學院攻讀研究生，師從前蘇聯紡織專家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拉科夫教授。

梅自強(7張)

1958年6月，完成研究生論文《高產量梳棉機刺輥部分氣流對落棉的影響》，獲得了科學技術副博士學位。7月回到中國，進入紡織工業部紡織科學研究院工作，擔任工程師（-1969年3月）。

1969年3月，下放到湖北安陸五七棉紡廠勞動，先后擔任車間主任、黨總支書記，在此期間為用好國產成套新設備積累了經驗（-1975年5月）。

1975年5月，調回北京，在紡織工業部生產司從事生產技術管理工作，擔任工程師、副處長（-1982年10月）。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以后，紡織科學研究院恢復重建，梅自強回到紡織科學研究院擔任副院長。

1984年，擔任紡織科學研究院院長（-1987年2月），在他的任期內，研究院的實驗設施建設得到恢復和完善，明確提出了把研究院建設成為紡織工業科研隊伍中的國家隊的目標。

1983年3月，前往中共中央黨校、中央機關黨政干部進修班學習（-1983年7月）。

1987年10月，紡織工業部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梅自強調任科技委常務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1990年，由他牽頭組織研制成功的紗線條干均勻度測試儀，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1992年11月，當選為中國紡織工程學會副理事長、名譽副理事長、學術委員會主任。

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隸屬于環境與輕紡工程學部 （紡織工程）。

1997年，香港桑麻基金會委托中國紡織工程學會評選桑麻紡織科技獎，梅自強負責評選工作。

2010年8月19日，梅自強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歲 ^[5]  。

20世紀50-60年代，梅自強和有關單位合作，研制成功四種新型梳棉機。其中A186型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是國產梳棉機的主要機型之一。60-70年代為推廣應用國產第二代棉紡新設備做了大量工作，開展了棉紡生產上水平活動，使占當時全國生產能力三分之一的大批棉紡廠提高了生產水平。80年代牽頭組織研制成功條干均勻度儀，達到國際先進水平。90年代初參與引進技術國產化"重中之重"專項的調研評估論證，為有關部門決策提供了依據，對加快紡織裝備現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6]  。

1954-1958年，梅自強在蘇聯拉科夫教授指導下研究高速梳理，重點研究了刺輥梳理棉層時纖維和雜質的分離過程和機理，提出了改善刺輥除雜作用、控制刺輥落棉的建議，研究了高速梳理時梳棉機主要部件間氣流對纖維分梳轉移的影響，提出了改善和控制纖維轉移的建議。梅自強的研究結果在蘇聯和國內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并編寫出版了《蘇聯高產量梳棉機》一書。

1958年梅自強回國時，正值“大躍進”高潮，高速紡紗試驗席卷全國。紡織工業部組織了工作組，梅自強作為紡織科學研究院梳棉組組長、工作組主要負責人，和研究院、青島紡機廠、山東紡織研究所的技術人員一起，在青島國棉四廠開展高產梳棉機的研究。在部、院領導重視和親自參與下，研究、設計、制造和生產使用各方面人員齊心協力，日夜奮戰，新設計的1181E型梳棉機于1959年6月在青島國棉五廠通過了鑒定，并批量投入生產。其樣機參加了國際紡織機械博覽會，引起國際同行的重視。該機鑒定后，部領導決定在青島國棉五廠、山東濰坊棉紡廠、河南華新棉紡廠大面積生產試驗。梅自強針對大面積生產試驗中暴露出的問題，一手抓改進提高，研究自動吸塵、故障自動停車、大卷裝和自動換筒等措施，并于1961年5月在青島國棉五廠召開了梳棉機三自動經驗交流座談會；另一手抓工藝試驗，深入研究梳棉機高速高產的規律。1961年，在設計制造方面做了多項改進并加裝了自動吸塵系統的20臺樣機，改到上海國棉一廠繼續生產試驗，1963年末和1964年初先后進行了機械鑒定和工藝鑒定，肯定了高產方向和主要措施，明確了存在的問題。1964年2月，工作組向紡織部領導匯報了在上海的試驗情況，決定設計制造新樣機。1965年9月，采用四羅拉剝棉的兩臺A185型梳棉機在上海國棉一廠通過鑒定，并投入批量生產，臺時產量從原來的5公斤提高到15公斤。1966年5月，經再度改進后的A186型高產梳棉機在青島國棉五廠通過了由紡織工業部組織的鑒定，正式投入批量生產，臺時產量達到25公斤。

1958-1966年，高產梳棉機的研究從小試、中試到大面積生產試驗，試驗工作從青島擴展到山東、河南、浙江、上海又回到青島，三次大幅度修改設計，三次制造新樣機，終于使國產梳棉機的臺時產量達到了當時國際先進水平。棉紡廠萬錠細紗配用梳棉機由48-50臺減少到16-18臺，大幅度節省了投資和用工，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結合這幾年高產梳棉機的試驗研究工作，梅自強和課題組發表了一系列論文。高產梳棉機上的各項新技術措施在老機改造中也發揮了較好的指導作用。

1958-1969年，梅自強在紡織科學研究院工作，主要從事梳棉機研究，歷時8年，先后研制了4個型號的高產梳棉機，其中A186型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成為國產梳棉機的主要機型 ^[7]  。

1964年，紡織工業部在上海成立新型棉紡織、印染、針織設備選型、設計、試制、鑒定工作組，集中全國力量研制國產成套新設備。1965年初，紡織工業部決定建設5萬紗錠、1500臺織機的棉紡織樣板廠。為此，國產第二代A字系列棉紡新設備于1966年6月安裝在研究院棉紡實驗工場。梅自強受命負責棉紡新設備的一條龍生產試驗，為建設三門峽會興棉紡樣板廠以及為天津和河北承擔的援外工程做準備。“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研究院領導相繼靠邊，試驗工作難以開展。梅自強千方百計，從天津和石家莊請來援外工程技術人員，又從會興棉紡廠借來一批工人，才完成了一條龍生產試驗，積累了一套工藝數據，并提出了設備改進意見。由于援外工程急需這套設備，1968年10月，梅自強又奉命和部機械局楊炳勛、馬德邦組成三人小組，召集了這套設備各主機廠的技術人員同去會興棉紡廠做擴大生產試驗，進一步考驗設備性能，以盡量減少援外工程的困難和失誤。

會興棉紡廠的擴大生產試驗同樣是在無政府主義泛濫、領導指揮失靈的情況下進行的，生活條件也十分艱苦。梅自強還是盡心盡力克服困難，完成了試驗任務，為這套設備積累了工藝質量、適紡品種以及維修保養管理等方面的經驗，并對各紡機廠提出了一系列改進設計、提高加工制造質量的意見和建議。

1969年3月，梅自強率領研究院第一批下放干部去湖北安陸五七棉紡廠，該廠4萬紗錠采用的就是國產第二代新設備。梅自強等曾經參與過這套設備的試驗研究，對安裝、調試、試生產都是駕輕就熟，在不長的時間內，達到了這套設備的設計水平，并且培訓了工人，建立了工藝質量、運轉操作、設備維修等一整套較為完整的管理制度，還對這套設備做了許多改進，為用好、管好國產棉紡新設備積累了經驗。當時全國各地陸續興建的一大批新廠都采用這套設備，由于種種原因生產水平、產品質量都比較低，設備故障多。這些廠紛紛派人去安陸參觀、學習，從而提高生產技術管理水平。

1975年5月，梅自強調回北京，參與組織領導輕工業部紡織工業局在全國新建棉紡廠推廣安陸經驗的活動，分期分批辦學習班，開展棉紡生產“3850上水平”活動，幫助各地企業努力達到部定一檔水平：棉紗折20英支千錠時產量38公斤以上，細紗千錠時斷頭50根以下，棉紗一等一級品率96%以上，件紗用棉量193.5公斤以下。自1978-1980年，重點幫助了約占當時全國棉紡生產能力1/3、合計556萬紗錠的122個棉紡廠，提高了生產技術管理水平。增產的棉紗約相當于新建50萬錠生產能力，為完成全國棉紗生產任務做出了貢獻 ^[7]  。

1981年10月，在紡織工業部生產司召開的電子清紗器使用經驗交流會上，梅自強建議陜西長嶺機器廠發揮軍工企業在人才、技術、開發能力、質量保證體系等方面的優勢，研制條干均勻度測試儀，解決紡紗廠急需的條干儀卻只能依賴進口的問題。長嶺機器廠接受了這一建議，并多次和梅自強商討研制計劃。1982年10月，梅自強調研究院工作后，經醞釀協商，牽頭組織研究院和長嶺機器廠合作，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研制國產條干儀替代進口。長嶺機器廠還聘梅自強為該廠“高精度紡織電子儀器研制生產基地”的總技術顧問。國產條干均勻度儀的研制列入了紡織工業部“六五”攻關新產品試制計劃，并于1984年7月審查通過了總體設計方案，研制工作全面展開。

為保證國產條干儀的性能和主要技術指標達到烏斯特條干儀的水平，梅自強曾先后三次去長嶺廠對總體設計方案做了改進。經過三年努力，國產YG131型條干均勻度測試儀于1986年11月通過了由紡織工業部紡織機械總公司和電子部雷達局聯合組織的鑒定，認為該條干儀測試精度、穩定性和一致性好，抗干擾能力較強，自動化程度較高，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YG131型條干均勻度測試儀于1988年獲國家經委技術開發優秀成果獎，于1990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7]  。

1987年，梅自強率中國紡織工業代表團去巴黎參觀第10屆國際紡織機械博覽會，發現中國紡織工業的技術水平和國際上的差距在繼續拉大。他大聲疾呼：要下決心抓緊時機急起直追，把紡織工業的技術水平搞上去。他廣泛收集資料，調查研究，發表了《國外棉紡織技術發展趨向和中國棉紡織工業的技術進步》一文，提出了“棉紡織工業技術進步的重要性、緊迫性和對策”的建議，指出：棉紡織工業的技術進步，應以提高產品質量，增強產品競爭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為目標，以發展清梳聯合機、精梳機、自動絡筒機和無梭織機為重點，集中力量，把棉紡織生產的工藝技術裝備水平搞上去。對現有棉紡織企業的技術改造，他提出：“應該有重點、分層次地進行。所謂有重點，就是首先安排出口產品基地大中型骨干企業的技術改造，提高這些企業的產品質量，增強這些企業紡織產品在國外市場的競爭能力。所謂分層次，就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和大中城市的紡織企業應采用更加先進的技術裝備。”

鑒于自動絡筒機對提高產品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作用，針對中國自動絡筒機的研制工作幾起幾落、難以過關的情況，他提出了“關于加快中國絡筒技術改造的建議”，并且發表了“國外絡筒技術發展趨向和中國絡筒機的技術改造”一文，對自動絡筒機和1332型絡筒機的用工、工費成本、能耗、電費支出、回絲損耗等指標進行了具體分析。1992年，紡織工業部組成了自動絡筒機項目專家評估組，由梅自強任組長。評估組提出了“自動絡筒機和無梭織機引進技術與國產化總體方案”的評估論證，為引進技術國產化提供了決策依據。

1990年，梅自強去新疆考察，了解到新疆發展棉花生產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他提出了“關于大力支持新疆加快發展棉花生產的建議”。建議“從政策上、資金上大力支持新疆加快棉花生產發展，把新疆建設成為中國穩定的棉花生產和供應基地”。他還提出調整全國棉花種植地區布局和加快棉花生產和經營管理體制改革等建議。

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紡織工業經過壓錠重組，進入了調整結構、推進產業升級的新時期。梅自強又及時提出了“關于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棉紡織工業的建議”和“關于全面考核國產棉紡新設備技術經濟性能和總結使用管理經驗的建議”，以適應棉紡織行業大面積技術改造，幫助企業用好新一代國產棉紡新設備 ^[7]  。

1988年以來，梅自強和紡織工程學會的其他領導人一起組織過多次大型學術活動。如1990年初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學術年會，為制定紡織工業“八五”科技發展規劃提供了許多有參考價值的資料。同年4月還在深圳組織召開了國際涂料應用學術討論會。1999年11月，梅自強征得中國工程院農業、輕紡和環境工程學部及國家紡織工業局規劃發展司和中國科協的支持，在北京召開了“二十一世紀青年論壇——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紡織工業學術討論會”，收到論文60余篇，有80多人參加了研討活動。

梅自強還多次率團出訪和參與組織來訪學術交流活動。1988年4月，他率中國紡織工程學會代表團訪問波蘭，并參加羅茲第六屆國際紡織學術會議。1989年10月，梅自強率團去日本參觀大坂第四屆國際紡機展覽期間，首次和臺灣紡織工程學會取得了聯系，1990年2月臺灣紡織教授大陸旅游探親訪問團應邀來大陸訪問，并在相隔幾十年后在大陸首次介紹臺灣紡織工業情況，引起各方面極大興趣。1992年8月，中國紡織工程學會在北京召開海峽兩岸紡織學術研討會，交流了海峽兩岸紡織界學術、科技、生產、貿易情況，為加強海峽兩岸合作邁出了開創性的一步。1996年10月，梅自強率中國紡織工程學會代表團去日本大坂參觀“’96國際高技術紡織品展覽”，并訪問有關企業。2001年10月，梅自強還應香港理工大學的邀請，去香港參加了“杰出中國訪問學人計劃”頒獎活動。改革開放以來，梅自強還曾先后率團去歐洲、澳大利亞、新西蘭、香港、朝鮮等地訪問，了解各地紡織科技發展，促進科技交流與合作 ^[7]  。

1992年11月，按照中國科協的部署，中國紡織工程學會成立紡織卷編委會，梅自強任編委會主任。經過三年多努力，紡織卷第1卷于1996年3月由中國紡織出版社出版。梅自強還牽頭組織中國紡織工程學會學術委員會下屬各專業委員會，對中國紡織工業各行業的現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國際紡織科技發展趨向、我們的差距、中國紡織各行業科技發展方向及對策等進行調查研究，分別于1990年和1997年編寫出版了《紡織工業“八五”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和《“九五”紡織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受到各地有關部門和工程技術人員的歡迎 ^[7]  。

梅自強.試論刺毛輥與漏底間氣流的運動、作用和調節[J].紡織通報，1958（6）.

梅自強.刺毛輥罩蓋部分氣流的測定、調節和對后落棉的影響[J].紡織通報，1959（6）

梅自強.刺輥鋸齒作用力分析[J].紡織技術，1963（10）

梅自強，費青.高速刺輥的分梳作用[J].紡織技術，1964（11）

梅自強.采用金屬鋸條是挖掘梳棉機生產潛力的技術方向[J].中國紡織，1965（3）

梅自強，費青.梳棉機速度、產量與分梳作用的關系[J].紡織技術，1965（3）

梅自強，王至薰，黃孝誠等.梳棉機氣流除塵設備的研究與應用[J].紡織技術，1965（4，5）

梅自強.對棉紡織工業現代化的幾點看法[J].棉紡織技術，1979

梅自強.從ITMA’87看中國紡織工業技術進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J].中國紡織，1988（2）

梅自強.再論中國紡織工業技術進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J].中國紡織，1990（4）

梅自強.國外絡筒技術發展趨向和中國絡筒機的技術改造[J].棉紡織技術，1991（7）

梅自強.大陸紡織工業概況和2000年展望[J].臺灣棉紡會訊，1992，79

梅自強.努力提高捻接器制造質量積極推進1332型絡筒機改造[J].棉紡織技術，1996（5）

梅自強.抓住機遇調整結構振興紡織工業[J].棉紡織技術，1999（1）

梅自強.WTO與中國棉紡織工業結構調整[J].棉紡織技術，2003（1）

梅自強.論梳棉機刺毛輥除塵刀部分氣流的作用及其對落物的影響[C]..中國紡織工程學會學術年會論文，1958

梅自強.關于纖維自刺輥向錫林轉移的原因及二者的速比問題[C]..中國紡織工程學會學術年會論文，1962

梅自強.國外棉紡織技術發展趨向和中國棉紡織工業的技術進步[C]..中國紡織工程學會學術年會論文，1989

梅自強.臺灣紡織工業與科技[C]..國家科委臺灣事務辦公室主編臺灣科技要覽，1992

梅自強建立健全學會所屬各專業委員會的組織，發揮各專業委員會下屬學組的作用，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學術交流活動。發動廣大工程技術人員總結交流生產技術經驗，推動紡織工業技術進步。梅自強多年來帶領棉紡織專業委員會組織開展清梳聯合機、金屬針布、膠輥膠圈、空氣捻接器和1332型絡筒機技術改造等學術交流活動，都收到較好效果，受到制造廠、生產廠和有關科研人員的歡迎 ^[7]  。

2010年，在東華大學培養博士生趙博的論文《紡粘非織造氣流牽伸工藝理論研究》通過答辯 ^[8]  。

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環境與輕紡工程學部） ^[1]  。

梅自強長期從事高產梳棉機研究工作，是中國高產梳棉理論和實踐的開拓者。他組織領導和參與了多項棉紡織科研項目和棉紡織生產、管理活動，為提高棉紡織企業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做出了重要貢獻。梅自強積極組織和參與國內外各種學術交流活動，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為中國紡織工業的發展建言獻策，推動了中國紡織工業的科技進步，為中國紡織科技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5]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訃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