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祖父茅謙為舉人，曾創辦《南洋官報》，是鎮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遷居南京。茅以升從小好學上進，善于獨立思考。

6歲讀私塾，7歲就讀于1903年在南京創辦的國內第一所新型小學——思益學堂，1905年進入江南商業學堂。

茅以升10歲那年，過端午節，家鄉舉行龍舟比賽，看比賽的人都站在文德橋上，而他因為肚子疼所以沒有去。橋上由于人太多把橋壓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壓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決心：長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結實的橋。從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橋，不管它是石橋還是木橋，他總是從橋面到橋柱看個夠。茅以升上學讀書后，從書本上看到有關橋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關橋的圖畫就剪貼起來，時間長了，足足積攢了厚厚的幾本……

1916年畢業于交通部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即唐山交通大學，現為西南交通大學）。參加清華留美官費研究生考試，以第一名錄取留洋。

191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學位（橋梁專業）。

1919年獲美國卡耐基理工學院（現為卡耐基梅隆大學）博士學位，是該校的第一位工科博士。

1916年從交通部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畢業后，被清華學堂官費保送赴美留學。1917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專業碩士學位，并榮獲康奈爾大學優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質研究獎章。因茅以升成績特優，從此康奈爾大學免試接收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的畢業生，為中國的大學特別是母校贏得了榮譽。1921年獲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大學工學院工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橋梁桁架的次應力》的科學創見，被稱為“茅氏定律”，并榮獲康奈爾大學優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質研究獎章 ^[4]  。

1920年回國后至1930年，歷任交通大學唐山學校（今西南交通大學）教授、副主任，國立東南大學教授、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學校長，交通部唐山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校長。

1930年至1931年任江蘇水利局局長，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掛此職到1949年），在自然條件比較復雜的錢塘江上主持設計、組織修建了一座全長1453米，基礎深達47.8米的雙層公路鐵路兩用錢塘江大橋。大橋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車，這是中國人自己設計和施工的第一座現代鋼鐵大橋，是中國橋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1937年12月23日，為了阻止日軍攻打杭州，茅以升親自參與了炸橋。抗日戰爭勝利以后，茅以升又受命組織修復大橋，1948年3月，大橋修復通車。

1937年至1942年任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代院長、院長。

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橋梁設計工程處處長。

1943年至1949年任中國橋梁公司總經理。

1943年當選中華民國教育部部聘教授。

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至1952年任由母校唐山工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和北平鐵道管理學院（今北京交通大學）組建的中國交通大學（1950 年改稱北方交通大學）校長。

1951年至1981年任鐵道技術研究所所長、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

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1959年在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設中，擔任人民大會堂結構審查組組長，并為周恩來總理指定為設計方案最終審定簽字負責人。

1955至1957年主持設計了武漢長江大橋，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漢長江大橋技術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又接受修建我國第一座跨越長江的大橋———武漢長江大橋的任務。

1977年主持設計了重慶石板坡長江大橋。1982年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5]  。

1984年被推選為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 ^[6] 

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歲。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錢塘江大橋工程處處長，主持修建我國第一座

茅以升不同時期的照片(4張)

公路鐵路兼用的現代化大橋———“錢塘江大橋”。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遠法”等，解決了建橋中的一個個技術難題。從此，茅以升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橋一起留在祖國各地。經過5年的努力，茅以升終于將現代化的錢塘江大橋建成。9月26日，是錢塘江大橋建成通車74周年紀念日。

錢塘江大橋開工于1934年。當時，浙贛鐵路正在興建，要與滬杭鐵路銜接，需在錢塘江上架設一座大橋。錢塘江乃著名的險惡之江，水文地質條件極為復雜。其水勢不僅受上游山洪暴發之影響，還受下游海潮漲落的約束，若遇臺風襲擊，江面常逞洶涌翻騰之勢。錢塘江底的流沙厚達41米，變遷莫測，素有“錢塘江無底”之說。因此，民間有“錢塘江上架橋——辦不到”的諺語，工程技術界也認為在錢塘江上架橋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茅以升先生少年立志于橋梁事業，后又負笈美國，于康奈爾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工學院專攻橋梁專業并獲博士學位。他看到祖國江河上的鋼鐵大橋均為外國人所建，頗為痛心，決心為中國人爭氣，架設中國人自己的大橋。于是迎難而上，慨然受命，自任橋工處處長，請在康奈爾大學同學羅英任總工程師，寢饋于斯，志在必得。

建橋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打樁。為了使橋基穩固，需要穿越41米厚的泥沙在9個橋墩位置打入1440根木樁，木樁立于石層之上。沙層又厚又硬，打輕了下不去，打重了斷樁。茅以升從澆花壺水把土沖出小洞中受到啟發，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沖出深洞再打樁的“射水法”，使原來一晝夜只打1根樁，提高到可以打30根樁，大大加快了工程進度。建橋遇到的第二個困難是水流湍急，難以施工。茅以升發明了“沉箱法”，將鋼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壓氣擠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業，使沉箱與木樁逐步結為一體。沉箱上再筑橋墩。放置沉箱很不容易，開始時，一只沉箱，一會兒被江水沖向下游，一會兒被潮水頂到上游，上下亂竄。后來把3噸重的鐵錨改為10噸重，沉箱問題才得以解決。第三個困難是架設鋼梁。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運法”，潮漲時用船將鋼梁運至兩墩之間，潮落時鋼梁便落在兩墩之上，省工省時，進度大大加快。

錢塘江大橋是一座經受了抗日戰火洗禮的橋。建橋末期，淞滬抗戰正緊，日軍飛機經常來轟炸。有一次，茅以升正在6號橋墩的沉箱里和幾個工程師及監工員商量問題，忽然沉箱里電燈全滅。原來因日軍飛機轟炸，工地關閉了所有的電燈。錢塘江橋冒著敵人的轟炸，終于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車。

錢塘江大橋建成后，為抗日戰爭做出了杰出貢獻。建橋紀念碑的碑文記錄了這段悲壯的史實：“時值抗日戰爭爆發，在敵機轟炸下晝夜趕工，鐵路公路相繼通車。支援淞滬抗戰、搶運撤退物資車輛無數，候渡過江，數以數十萬計。當施工后期，知戰局不利，因在最難修復之橋墩上預留空孔，連同五孔鋼梁埋放炸藥，直至杭州不守，敵騎將臨，始斷然引爆，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當時先生留下“斗地風云突變色，炸橋揮淚斷通途，五行缺火真來火，不復原橋不丈夫。”之誓言，自攜圖紙資料，輾轉后方。”為了阻斷敵人，茅以升受命炸斷了親手建造的大橋，這是何等悲壯的義舉。抗戰勝利后，茅以升實踐誓言，又主持修復了大橋。建橋、炸橋、復橋，茅以升先生始終其事，克盡厥責。 　錢塘江大橋建成于抗日烽火之中，再生于和平建設之世。他不僅在中華民族抗擊外來侵略者的斗爭中書寫了可歌可泣的一頁，而且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使滬杭與浙贛兩條鐵路相連接，使錢塘江兩岸由天塹變通途。通車65年以來，他為我國交通事業的發展和當地經濟的繁榮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錢塘江大橋既是我國橋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國橋梁工程師的搖籃。茅以升先生把工地辦成學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專業的學生參加工程實踐，為國家培養了一批橋梁工程人才。我國一些重要橋梁工程，如武漢長江大橋、南京長江大橋的一些負責人都曾經歷過錢塘江大橋建設的洗禮。

錢塘江大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科技工作者的聰明才智，展示了中華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以茅以升先生為首的我國橋梁工程界的先驅在錢塘江大橋建設中所顯示出的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敢為人先的科技創新精神，排除一切艱難險阻、勇往直前的奮斗精神，永遠是鼓舞我們為祖國的繁榮富強不懈奮斗的寶貴精神財富 ^[4]  。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漢長江大橋技術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又接受修建我國第一座跨越長江的大橋———武漢長江大橋的任務。1955年9月，大橋正式開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計劃提前一年零三個月。1957年10月15日，武漢長江大橋舉行落成典禮。武漢長江大橋是鐵路公路兩用的雙層鋼桁梁橋。上層為公路橋，寬22.5米，其中車行道寬18米；下層為鐵路橋，寬18米。正橋長1155.5米，連同兩端公路引橋，總長1670.4米。大橋將京漢鐵路和粵漢鐵路銜接起來，成為我國貫穿南北的交通大動脈，并把武漢三鎮聯成一體，確保了我國南北地區鐵路和公路網聯成一體。

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會堂時，周恩來總理在審查工程設計時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簽名來保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對黨的工作極端負責，他對人民大會堂的結構設計作了全面審查核算，最后簽了名。

茅以升一生學橋、造橋、寫橋。他在中外報刊發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編寫了《中國古橋技術史》及《中國橋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種文本）。著有《錢塘江橋》、《武漢長江大橋》、《茅以升科普創作選集》（一、二）、《茅以升文集》、《中國古橋與新橋》等 ^[7]  。

茅以升一生學橋、造橋、寫橋。他在中外報刊發表文章200余篇。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又任武漢長江大橋技術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又接受修建我國第一個跨越長江的大橋———武漢長江大橋的任務。1955年9月，大橋正式開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計劃提前兩年。1957年10月15日，武漢長江大橋舉行落成典禮 ^[4]  。

茅以升的工程倫理思想以工程愛國思想為根基，這是為改造腐敗、落后被列強侵略的舊中國所賦予他的強大動力。“以人為本”思想是茅以升工程倫理思想的核心，是他處理工程活動中各種復雜關系的最基本的倫理原則。而以“工程愛國思想”為根基，“以人為本”思想為核心的茅以升工程責任倫理思想有著豐富的內涵，主要包括工程社會責任倫理、工程自然責任倫理和工程職業責任倫理 ^[8]  。

《錢塘江大橋》

《武漢長江大橋》

《中國橋梁——古橋和今橋》

茅以升母校——西南交通大學的茅以升雕像(2張)

茅以升從小酷愛讀書并善于讀書。許多人驚羨他神奇的記憶力，殊不知這是靠他勤奮的背誦鍛煉出來的。

為了鍛煉記憶力。茅以升每天早上就站在河邊背誦古詩、古文。河面上，風帆往來，漁歌陣陣，他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完全沉浸在自己所需要的知識海洋里。天長日久，他不僅背熟了許多古詩、古文，而且有效地增強了記憶力。一天，他爺爺用毛筆抄寫古文，茅以升站在一旁默記。等爺爺擱下毛筆，他竟然把一篇《京都賦》一字不漏地背了出來。

茅以升不僅背誦古詩、古文，而且還不畏枯燥，背誦那些抽象的數字。一次，他看到有篇文章把圓周率的近似值寫到小數點后面100位，就決定背誦這些枯燥的數字來鍛煉記憶力。于是，他一節一節地來記這一長串數：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盡管很難記，但從小數點后十幾位，到幾十位，直到100位，他硬是熟練地背了下來。在他八十高壽時，他還能奇跡般地背誦少年時代記下的這100位數字 ^[9]  。

著名科學家周培源在《橋梁專家茅以升》一書中指出的：“茅以升對我國科技事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為中國科學普及事業乃至科技館、科技報建設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并不為更多人所熟知。

茅以升在《橋梁遠景圖》中，描繪了各種各樣的橋，毛澤東曾稱贊他：“不僅是科學家，還是個文學家 ^[11]  。

2006年我國發行《中國現代科學家（四）》郵票一套四枚，其中第二枚是“茅以升”教授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