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黃岡林家大灣。9歲入私塾，13歲起就讀于林育南、惲代英等在黃岡八斗灣創辦的浚新學校。15歲轉入武昌共進中學，并于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曾被共青團武昌地委指定為共進中學團支部書記。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中，積極投身學生運動，發起成立“共進圖書社”，組織同學閱讀進步書刊，并在陳潭秋等指導下創辦“共進月刊”。后被湖北學生聯合會推選為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學聯第七次代表大會代表。同年秋于共進中學畢業后返回林家大灣，父母要他就近謀一個教師職業，以便關照家庭生活。但他說服父母，決心棄教從戎。后經當地中共組織批準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編在步兵科第2團第2營第3連，同時改名為林彪。 ^[1] 

在黃埔軍校由共青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并任3連中共支部書記。1926年10月畢業后，由廣州北上武漢，被分派到國民革命軍第4軍葉挺獨立團任見習排長，參加北伐戰爭。1926年11月，從第四期畢業后，由廣州北上武漢，分配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任見習排長、排長，曾隨部參加北伐戰爭中討伐孫傳勞和進軍河南的戰斗。

1927年4月隨第25師73團（由葉挺獨立團改編）參加武漢國民政府舉行的第二次北伐，歷經上蔡、臨潁等戰役戰斗。7月隨部移駐九江。8月2日由聶榮臻、周士第直接率領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后任73團3營7連連長。同年10月起義軍在廣東潮（州）汕（頭）地區失敗后，隨朱德、陳毅轉戰閩、粵、贛、湘邊地區。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后，在武漢發動“七一五”政變。隨后，黨中央授權周恩來組織前敵委員會，全權指揮南昌起義。林彪所在的第二十五師駐扎在馬回嶺，是預定參加南昌起義的主力之一。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起義軍2萬余人發動南昌起義。1日下午，第二十五師的大部分官兵從馬回嶺乘火車開進南昌，并在南昌重新整編，由周士弟擔任師長，林彪仍任七連連長。南昌起義的隊伍在南下途中失敗，隊伍多被打散。隨后，林彪參加了湘南武裝起義，并隨著武裝起義的隊伍上了井岡山，成為中央蘇區的開創者之一。

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改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1師1營2連連長。同年4月隨湘南起義軍到達井岡山，先后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28團營長、團長，參加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反“進剿”、反“會剿”斗爭。

1928年4月28日，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分隊伍和湖南地方武裝，在寧岡縣的礱市同毛澤東直接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1928年5月4日，兩軍會師大會和紅四軍成立大會在礱市舉行。會上宣布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下設第十、十一、十二師。21歲的林彪任第十師第二十八團一營營長，何長工任該營黨代表。

井岡山會師后，革命的武裝力量更加壯大了。后來，蔣介石調集湘、贛兩省軍隊多次“進剿”井岡山，少的時候有八九個團，最多的時候達18個團。在井岡山的反“圍剿”斗爭中，林彪初任工農紅軍第四軍的營長、團長，因指揮作戰有方，特別是在毛澤東親自指揮的三打永新和龍源口激戰中，林彪機智靈活、善用疑兵的戰術風格贏得了毛澤東的賞識，提升很快。 ^[2] 

1929年1月隨朱德、毛澤東挺進贛南、閩西，3月任紅4軍第1縱隊縱隊長（亦稱司令員）。期間，支持毛澤東繼續擔任紅4軍前委書記。年底在給毛澤東的新年賀信中直言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毛澤東寫了后來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題的著名復信。 ^[3] 

1930年6月，任紅1軍團第4軍軍長，時年23歲。

1932年3月任紅1軍團總指揮（后稱軍團長），率部參加了文家市、長沙、吉安、贛州、漳州、南雄水口、樂安宜黃、金溪資溪等重要戰役和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曾多次指揮所部擔任戰役戰斗的主攻任務，成為紅一方面軍能征善戰的高級指揮員之一。在此期間，他還曾被選為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委員、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后，與聶榮臻指揮所部參加了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和強渡烏江作戰。

1935年1月，參加了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改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由毛澤東負責軍事指揮。會后指揮紅1軍團參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奪占瀘定橋等作戰。遵義會議后紅軍初戰失利，再加上許多干部對紅軍繞著圈子走表示不理解，林彪獨自寫信給中央，建議“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匯合”，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斥責。

同年9月，紅一方面軍改稱陜甘支隊，任支隊副司令員兼第1縱隊司令員。到達陜北后，陜甘支隊恢復第一方面軍番號，重任紅1軍團軍團長，并當選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隨后率部參加了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從排長逐步升為軍團長，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領導地位。

1936年6月被任命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校長，后兼任政治委員。1937年1月，“紅大”從保安（今志丹）遷至延安并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后，繼續任校長兼政治委員，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長和政治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3個師，林彪被任命為八路軍第115師師長和該師軍政委員會書記，是3位師長中最年輕的，并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軍委前方分會委員。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以師為單位分頭開赴抗日前線，林彪率部挺進華北抗日前線。 ^[4] 

抗日戰爭爆發后，被任命為八路軍第115師師長和該師軍政委員會書記，并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軍委前方分會委員，率部挺進華北抗日前線。

1937年9月25日與聶榮臻指揮所部設伏平型關，一舉殲滅日軍精銳第5師團21旅團一部1000余人，擊毀汽車100余輛，馬車200余輛，繳獲各種槍1000余支（挺）、軍馬50余匹及其他大批軍用物資，取得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出擊作戰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同時使他成為名噪一時的抗日名將。10月17日，他以《平型關戰斗的經驗》為題在《解放》周刊發表文章，總結出12條與日軍作戰的經驗。平型關戰斗后，率第343旅由五臺地區南下，于11月初在廣陽設伏，再殲日軍近千人，繳獲騾馬700余匹以及大批軍需物資。由于平型關戰斗的意義重大而深遠，此戰在全國的輿論工具中成了重大新聞，被各報刊登載。林彪作為作戰的指揮官在黨內的影響更大，在全國也成了知名人物。 ^[5]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師師部和343旅由晉東北南下，到呂梁地區開辟根據地。3月2日帶師直屬隊途經隰縣以北千家莊時，因身穿繳獲來的日軍大衣并騎著洋馬，被當地駐軍閻錫山部第19軍警戒部隊的哨兵開槍誤傷。子彈從右腋經左側背穿出，傷及肺和脊椎骨，從此留下終生未愈的植物神經紊亂癥，并逐漸形成了怕水、怕風、怕光、一緊張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療，師長職務由343旅旅長陳光代理。從5月開始，邊休養邊參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針、軍隊的領導問題等作過多次報告和講演。同年冬經黨中央批準，赴蘇聯繼續就醫，住在莫斯科郊外科爾斯基村的一所療養院（對外稱“七部”或“八部”，共產國際稱“中國黨校”），由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將級教官授課。后來，在蘇德戰爭緊張時，該部人員被編入蘇聯紅軍。據師哲回憶錄記述，林彪在此期間曾對德軍的一次行動作出估計并報告了蘇聯軍事當局，受到高度重視。 ^[6] 

1942年2月經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成員，主持軍事教育會議，參加整風運動。同年8月，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提出要在西安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從毛澤東的安全和斗爭策略考慮，提議由林彪代表毛澤東到西安先見蔣介石，并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車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時蔣介石已返回重慶。他由西安又赴重慶，于10月7日到達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此后近10個月，與周恩來一起同張治中、蔣介石等就克服內戰危機、繼續合作抗日等問題進行談判。1943年7月與周恩來等離開重慶返回延安，繼續在中共中央黨校工作。

1945年4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8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央軍委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奉派到山東擬任山東軍區司令員、中共山東分局委員。1945年9月下旬，當其行至河南濮陽地區時接到中央電令，遂奉命兼程轉赴東北，于10月底抵達沈陽。此后歷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司令，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東北軍區、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和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并兼任東北軍政大學校長等職。進入東北初期，曾根據形勢變化，向中央軍委提出縮短戰線的建議并被采納。爾后，參與領導建立東北根據地，并組織指揮了四平、新開嶺、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等戰役。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委；年7月，主持召開東北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由陳云起草的《東北的形勢與任務》（簡稱“七七決議”），強調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指揮在北滿的民主聯軍進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戰役，和南滿的民主聯軍組織的四保臨江（在吉林南部）戰役南北呼應，使國民黨軍首尾不能兼顧，疲于奔命，陷入被動。

1947年先后發動夏季、秋季、冬季攻勢，殲國民黨軍30余萬人，為在東北進行戰略決戰創造了條件。此后，曾對中央軍委南下作戰的指示遲疑不決，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實施遼沈戰役的決心。9月戰役打響后，對敵情作出正確判斷，在攻克錦州后果斷舉行遼西會戰，圍殲國民黨軍“西進兵團”，取得戰役的決定性勝利。此次戰役共殲敵47萬余人，解放東北全境，并使東北部隊由出關時的13萬余人發展到100余萬人，成為人民解放軍一支強大的戰略機動力量。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關，任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員和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書記，與羅榮桓、聶榮臻一起，統一指揮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部隊進行平津戰役，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52萬余人。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5月兼任華中軍區司令員，并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一書記。6月率野戰軍主力渡過長江，先后指揮了宜沙、湘贛、衡寶、廣東、廣西、海南島等戰役，共殲國民黨軍43萬余人，解放湘、鄂、粵、贛、桂5省。在解放戰爭中，曾總結部隊的作戰經驗，提出“一點兩面”、“三三制”、“四組一隊”、“四快一慢”等戰術原則，其關于戰斗作風和戰術問題的多次講話曾印發部隊指導作戰和訓練。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后改為中南行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司令員、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

1950年6月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后，即舉家遷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風的毛病越來越重，開始脫離工作進行診治。同年10月經中央批準，再次赴蘇聯就醫。1951年回國后住進毛家灣，仍以休養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9月被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在此期間，他的職務雖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沒有在崗位上工作，深居簡出，很少拋頭露面和參加社會活動。 ^[7] 

1958年起，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由于身體狀況有所好轉，開始逐漸活躍。同年5月參加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和八屆五中全會，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與此同時，他介入所謂“反教條主義”斗爭，在全軍掀起對“教條主義傾向”的批判，傷害了劉伯承等一大批干部。1959年廬山會議后兼任國防部長。隨后，中共中央組成新的軍委，被任命為軍委常委、副主席，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提出并推行一整套“左”的東西，打擊、迫害、排擠一些與他意見不同的同志；同時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庸俗化。

1964年抓住全軍大練兵和大比武中的某些缺點大做文章，說搞軍事第一、技術第一，是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沖擊了政治，沖擊了學習毛主席著作”。隨后，他又說軍隊工作要“突出政治”，“軍事訓練、生產等需要占一定的時間，但不應沖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沖擊其他。”林彪的這些主張，遭到總參謀長羅瑞卿等人的抵制。1965年冬以“篡軍反黨”等罪名誣告羅瑞卿，并提出所謂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將全軍群眾性的大比武運動壓了下去，同時解除了羅瑞卿的職務。1966年初責令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對羅瑞卿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進行批判，并討論如何貫徹執行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此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沖擊一切”的論調進一步流毒全軍，部隊中政治與軍事統一、政治與業務統一的正常關系變成了沖擊與被沖擊、壓倒與被壓倒的關系，致使全軍的各項工作受到嚴重干擾與破壞。 ^[8]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被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并寫進了黨章。此后，他的篡黨奪權活動更加變本加厲。1971年9月8日下達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企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陰謀敗露后，于9月13日零時與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等從山海關機場強行乘飛機外逃，凌晨3時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公里處機毀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其中國共產黨黨籍。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其作出判決，被確認為反革命集團案主犯。 ^[9] 

（以上表格參考資料來源） ^[10] 

在東北戰場上，林彪較充分地顯示出他的指揮才能。他總結出“一點兩面”“三三制”“三猛”等戰術原則。“一點兩面”就是在進攻敵人時集中力量突破一點，得手之后迅速擴大戰果，正面進攻與側面迂回包圍、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即每班分成三個戰斗小組，每個戰斗小組3至4人，進攻時以小組為單位，隊形疏散可減少傷亡，容易聚攏便于形成戰斗力；“三猛”即猛打、猛沖、猛追。林彪把復雜的戰術問題用幾個字簡練地概括，好學好記，便于推廣，這些戰術原則，在東北野戰軍中推廣很普通，應用也很廣泛。

1949年春，林彪率領部隊繼續南下，指揮所部進軍中南。3月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5月兼任華中軍區司令員，并任中共中央華中局（12月改稱中南局）第一書記。6月率野戰軍主力渡過長江，先后指揮了宜沙、湘贛、衡寶、廣東、廣西、海南島等戰役，共殲國民黨軍43萬余人，解放湘、鄂、粵、贛、桂5省。在在解放戰爭的5年征戰中，林彪指揮大兵團作戰，其戰爭規模最大時可集結數十萬人。在數十次較大規模的戰役、戰斗中，由于謀劃準確，決策果斷，指揮得力，再加上因新式整軍運動鼓舞起指戰員的高昂士氣，幾乎是每戰必勝。在解放戰爭期間，曾總結部隊的作戰經驗，提出“一點兩面”、“三三制”、“四組一隊”、“四快一慢”等戰術原則，其關于戰斗作風和戰術問題的多次講話曾印發部隊指導作戰和訓練，對于部隊的野戰和攻堅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林彪8歲那年，望子成龍的父母就為林彪找了一個比他大3歲的湖北省黃岡縣回龍鎮汪家的二小姐做童養媳。林彪還是個娃娃，對婚姻大事根本不懂，等他參加革命以后，就忘了。

1927年春節前夕，林彪隨北伐軍進駐武漢，突然收到他父親的來信，說他病入膏肓、火速回家。林彪是個孝子，接到父親的信后潸然淚下，當即請假往家中奔去。除夕之夜，林彪回到家里，才知道是父親騙他回來成婚的。林彪在父母的苦苦哀求下，不得不跟已經等了他十幾年的汪家姑娘舉行了隆重的婚禮。這婚姻對他來說，沒有任何幸福可言。林彪連夜離開了林家大灣，返回部隊。

到了部隊后，林彪給父母和汪氏寫了一封信，讓汪氏不要再耽誤自己的青春年華，另找一個人家。林彪的父母看了信之后，氣得破口大罵，但又無可奈何。汪氏在家中哭了好幾天，然后當眾發誓，此生永不再嫁。

在以后的歲月里，汪氏果然信守諾言，終身未嫁，始終在林家侍奉林家老小。

中國解放后，林彪已是一位大人物，汪氏不愿意沾林彪的光，執意搬回了娘家，獨守空房，以做鞋維持寂寞的生活。林彪也一直沒有忘記她。

1959年初秋，林彪到武漢參加中共中央的工作會議，會議結束后，他突然要回家鄉看看。回到老家后，他向公社書記問起了汪氏情況。得知汪氏已經56歲了，身子骨倒還挺硬朗，家里已沒什么人了，靠做鞋賣為生，生活一般。林彪聽后讓秘書拿出3000元錢，讓公社書記轉交給汪氏，并一再囑咐錢是黨給的。

林彪走后，公社書記將3000元錢轉交給汪氏。汪氏知道事情真相后把錢鎖進箱底，依然靠做鞋為生。不久，汪氏還獲得了“光榮革命老人卡”，每月能固定享受到政府給予的一定生活補助，都是林彪安排的。

1967年，汪氏因病離去世。此次婚姻是林彪有名無實的第一次婚姻，真正的感情經歷是在革命軍隊中開始的。

1936年，毛澤東決定建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并任政委，28歲的林彪任校長。“紅大”是“抗大”的前身。延安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集聚了眾多的優秀青年。延安處在一種相對和平和環境里，青年們就經常搞一些文藝活動，并邀請中央領導參加，每逢星期六舉行舞會。林彪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從不上場跳舞，可還是有許多姑娘傾慕具有“常勝將軍”美譽的林彪。林彪卻看中陜北米脂姑娘張梅。

張梅的真名叫劉新民，出類拔萃，人稱“陜北一枝花”。真正打動林彪的并不是張梅的外貌，而是她那活潑開朗的性格。張梅上進心很強，對林彪十分仰慕。1937年，他們結婚了。一年后，張梅為林彪生了一個女兒。

1938年3月2日，林彪從閻錫山的晉軍防區路過，由于林彪穿著從日軍那里繳獲來的大衣，晉軍開槍誤傷了林彪，日后給他帶留下很多后遺癥。受傷后，林彪先是回延安治療，但延安的醫療條件不太好。

1938年冬天，經黨中央批準，林彪由張梅陪同，遠赴蘇聯養傷，在蘇聯待了3年。在蘇聯，林彪夫婦受到熱情接待，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區的一幢舒適的房子里。林彪性格孤僻、內向、沉默寡言，愛靜不愛動，除了研究軍事外，他幾乎沒有業余愛好。而張梅活潑好動，喜歡外出參加社交活動，林彪卻不準她與外界接觸，不許她參加政治、文化等活動。他們性格上的沖突日益顯露出來，感情出現裂痕，越鬧越僵。

1942年，林彪從蘇聯回到延安，張梅卻留在了莫斯科，結束了兩人的婚姻。

孫維世是烈士孫炳文的女兒，孫炳文犧牲后，周恩來和鄧穎超把孫維世當做自己的女兒撫養起來。1937年底，周恩來派人將孫維世從武漢送到了延安。

在延安，孫維世先后就讀于抗大、中央黨校和馬列學校，接受了系統的革命理論和文化教育。1938年，孫維世年僅18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孫維世天生麗質，聰明伶俐，富有教養，深得大家喜愛。林彪是抗大的校長，雖然孫維世如此出眾，但林彪并沒有過多地注意她，因為他那時剛與張梅結婚，感情很好。再者，林彪平時也不太注意女性。

1939年，周恩來由鄧穎超陪同，到蘇聯治療右臂，孫維世同機前往，去蘇聯學藝術。在蘇聯，孫維世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戲劇學院學習。許多中央領導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的后代都在莫斯科學習，那些年青人十分活躍，節假日和周末經常在一起玩耍，舉行各種討論會和文藝活動。他們知道林彪也在莫斯科養傷，就常常邀請林彪參加他們的活動，并讓林彪講井岡山、講長征、講平型關大捷等，可林彪不是愛夸夸其談的人，并不肯多講他自己。他的謙遜，引起了那些青少年的崇敬。

林彪和張梅鬧矛盾時，心情十分沉悶，那些青少年的活潑和天真感染了他，生活得到慰藉。不知不覺中，孫維世闖進了他的內心世界。以后的活動，只要孫維世在，他都參加。每次活動，林彪總是自覺不自覺地關心孫維世，問這問那，十分愿意跟她說話。后來林彪終于向孫維世求愛，卻遭到了孫維世的拒絕。孫維世對林彪是崇拜的，但她是個事業心極強的女性，她熱愛藝術，立志在藝術上有一番作為。林彪雖然心里不快，但他還是克制了，仍然關心著孫維世，因為他確實很愛對方。

1942年，林彪在回國前又找到孫維世，想作最后的努力，但他還是失敗了，孫維世仍然回絕了他。

第三次愛情是一次沒有結果的愛情，也成為孫維世日后悲劇的根源。新中國成立后，孫維世成為戲劇明星，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導演。但文革爆發后，她被扣上了“蘇聯特務”的罪名進入監獄遭到摧殘，于1968年10月悲慘去世，年僅47歲。

葉群于1919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原名叫葉宜敬，是國民黨的少將葉琦第三個老婆生下的愛女。葉宜敬從小聰明伶俐，愛出風頭。她小學畢業后，又到北京上了中學，中學畢業一年后，考取了國民黨控制的電臺，擔任了廣播員。在抗日救亡的潮流中，葉宜敬到了延安，改名為葉群，被安排在女子大學里工作，任教務處下面的組教科長。

葉群個頭不高，五官端正，身材苗條，性格活潑。對終身伴侶，葉群的目標是找一個當領導的，職位高的。葉群了解到從蘇聯養傷回到延安的林彪年齡僅僅比她大十幾歲，又了解到林彪已經有了妻子和女兒，但她卻看中了林彪。林彪回延安不久，也聽說了葉群的來歷。而后葉群和林彪互相就認識了。

1943年，林彪和葉群正式結婚。第二年，葉群生了一個女兒豆豆；1945年又生了林立果。

從此，林彪和葉群結成了終身夫妻，一直到“九一三事件”折戟沉沙。

（以上表格參考資料來源） ^[11] 

林彪是20世紀中葉中國政壇上的一個風云人物，也是一個復雜的歷史人物，他曾做過好事，也曾做過錯事，還曾做過壞事，有功績也有罪惡。他的一生，跌宕詭奇，曲折多變，從“天才戰術家”、戰功赫赫的元帥到“永遠健康”的接班人，最后因陰謀奪權的暴露而“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經歷了由人到神，由神變鬼的可悲歷程。

林彪18歲參加革命，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出生入死。抗日戰爭時期，他指揮了威震中外的平型關戰役；解放戰爭時期，他指揮了同樣讓世界矚目的遼沈、平津戰役，此后率部直指中國大西南，先后攻取湖北、湖南、江西、廣西、海南等西南各省，為解放全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被譽為“常勝將軍”。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打著“高舉”、“緊跟”的旗幟，欺上瞞下，陽奉陰違，結黨營私，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結成反革命集團，并與江青反革命集團互相勾結，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12] 

毛澤東：“林彪是無以倫比的常勝元帥。在1949年以前，林彪對于中國革命是功大于過。”

蔣介石：“我要表揚他（林彪），他是黃埔最優秀的將軍，因為他把他的學長和教官都打敗了！我這個校長失職啊，在黃埔對他關心不夠，以致他投奔了共產黨！”

李先念：“（林彪）少年懷黨，青年研戰，中年主軍，晚年叛國。”

聶榮臻：“元帥中只有林彪、彭德懷兩人敢于頂撞毛澤東。”

陳士榘：“林彪是歷史無法抹煞的軍事天才。”

埃德加·斯諾：“由于林彪作為戰術家出眾才能，奉派前來同他交戰的政府軍，無不遭到他的殲滅”。 “而他自己從來沒有被打敗過。有時南京部隊一經發現與紅軍一軍團對壘就聞風而逃”。

斯大林：“林彪是常勝將軍，常勝元帥”。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他（指林彪）是紅軍中年輕的雄鷹。在紅軍這道星河中，沒有比林彪更為燦爛的明星了”。“他的膽量和善用疑兵超過任何人”。 ^[13]